转贴: (征文11号)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作者: 勾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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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人呐就是个怪物，没钱的时候总盼着有钱的一天，在市场上可以买东西任性一把。可真的到了衣食无忧又向往紧紧巴巴过日子的满足感与乐趣。那时一年到头省吃俭用，每月买几个2元一张的贴花，每到快开奖的日子就享受一把盼望和期待，哪怕中个2元钱的末奖全家人都高兴得像中了头彩。满一年取出来，买个彩电，换辆新自行车，全家人得津津乐道好几个月。如今连购买欲都疲软了，反而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失去的快乐之中，回忆着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春节临近了，四十年前，我们在山区工作时，从年头忙到年尾准备年货回家过年的情景总在眼前晃来晃去，连回想都是甜的。

       在城市里过年大都从腊月开始忙碌，可我们在山区从春末小鸡儿刚出壳的时候就开始做回家过年的准备了。春末，当地鸡场孵小鸡儿出壳后，就用自行车或者手推车驮着，走街串巷卖小鸡仔儿。那时候小鸡仔儿很便宜，一元钱可以买七、八只，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家家都买个十几只，每天剁点白菜帮子和点玉米面几个月就长成大鸡了。母鸡留着下蛋，公鸡十月、十一月份一下大雪，就宰了，整理干净，用绳子拴成一串儿挂在屋门口，冻的瓷瓷实实，回家时带回去过年吃。那时候我们工资不多，城市里买不到鸡鸭，买刚出壳的小鸡自己养，过年带回家花钱不多还受欢迎。我养鸡外行就取巧抄近道。当地缺粮，等小鸡孵出一、两个月后，当地山民为了节省粮食把母鸡留下下蛋用，公鸡就带到集上随便卖掉。那时一只半斤左右的半大公鸡一毛钱就可以买到，比小鸡仔儿还便宜。我都是这个时候买十只，半大鸡好活多了，门外垒个窝，早上上班前把昨天晚上剁好的鸡食装一小盆儿就完成任务。和别人家一样，到下雪前把鸡宰了，收拾好，挂在门前直到回家过年时带走。在我们的家属楼家家户户门前挂着冻鸡，到大雪纷飞的日子也是一景。

        八、九月份，山里的苹果、红果熟了。那时还没有市场化，山区大量的水果运不出去，我们这批城里来的人就成了大买家。家家户户都要买几筐苹果，买几筐红果，非常便宜。一筐一级大红果60斤只卖7元钱，苹果比红果还便宜。有的买完之后就运回家，大部人家还是用于平日自家吃和春节回家带。山区闭塞，物资匮乏，孩子没有什麽零食，连饼干都要回城时带足。北京一元钱可以买二斤半的动物饼干，在这里都是至珍至宝，所以这里又多又便宜的水果孩子大人都当饭吃。在山区生活也学会了保存水果，用柳条筐里面铺一层泊梨叶把水果轻轻放里面，放在气温低的地方，可以存放到来年开春。我家住小二楼，后面的楼梯间楼梯拐角就是我家存水果的地方。有一年我家买了三筐水果，一筐红元帅、一筐国光还有一筐酸梨。到春节回家时一看，除了酸梨两筐苹果只剩筐底了。原来孩子们每天上楼去睡觉的时候，顺手从柳条筐的空隙中掏一个苹果，孩子手小，又有玻梨叶覆盖，我一直没有发现，直到回家过年之前整理东西才看到。为这件事我和丈夫乐得前仰后合乐了好几天，也封给孩子们一个雅号小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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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核桃熟了，那年月核桃可是稀罕物，城市里的孩子恐怕认识核桃的都不多，第一年看见核桃我们也做了一把土老冒。那一个集上，路边摆满了“大酸梨”价格分外便宜，一元钱20个，我们学校的员工们几乎家家都买了一大草篮子。转天一上班可就热闹了，有的两只手都变成黄褐色，有的牙齿一夜间变成了四环素牙，厉害的嘴都肿成了猪拱嘴。一见面都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有的还特意显示一下自己的“新面孔”。原来集上卖的不是酸梨而是核桃，核桃是一种果子的核，这种果子像极了酸梨。核桃好吃皮难剥，当地人把核桃果装在大缸里闷，还要放里几个酸梨说是可以加快脱皮的时间，闷几天后核桃果肉与核自然分离，把核桃果放到地上用脚一搓果实肉就掉了，露出的都是白白的核，也就是我们要吃的核桃。当地的人说核桃肉有毒，当地人用核桃肉染衣物，我们外行回家当酸梨用嘴咬、用手剥，酸梨没吃成都变成了外星人。当地人看到我们的老土样儿大笑不已，从此，“城里老坦儿真希奇，拿着核桃当酸梨”的典故就成了山里人嘲笑城里人的话把儿。

          最后的采购是栗子。沿着山间公路，隔不远就有一株高大的树木，叶子宽宽大大，深秋满树吊挂着一团团一簇簇的绿色果实，样子和蓖麻完全一样，一个绿色的浑身长满刺刺的圆球。只觉得煞是好看却一直不知道是什麽树。直到栗子熟了，我们到大队买栗子时才知道，因为大队卖的栗子就是这浑身长满刺刺的大圆球，只不过颜色变成褐色。买回家搁几天外面的刺皮就会开裂，里面像是蒜瓣一样，那一瓣一瓣的就是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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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渥太华的气候很相似，过了11月大雪封山了，人们除了上班就不出门了。在家也不闲着，买一些减收布票的便宜布料，张老师帮助裁剪，李老师指导，家家户户打开缝纫机给孩子大人做新衣服。开始是军便服，后来是中山装，再后来就是西装。那时没有人挑剔做工，只要是穿上新衣服回家过年就美的要命。我这个从小就被母亲严令禁止学缝纫做活的人，在这股大潮中竟然也学得一手好活计，直到孩子们上了大学二年级，对我做的服装不大感冒，我才停止自己给孩子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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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忙到明天上火车，不管准备完没有都不得不告一段落。火车票是学校办的春运集体票，走的那天，四、五点就起床了，起来穿上原来的旧衣服，套上厚厚的棉衣，帽子围脖个个都武装的严严实实。女主人把大包小包分配给大人孩子。那时出行都用手提包也叫旅行袋，男主人用一条围巾或粗布条把两个手提包拴在一起，扛在肩上，一前一后，很牢靠，两只手还要各拎一个手提包，必要时，手提包的提把里还得挂上点零碎。女主人身上斜挎一个大军挎，手里还需要提一、两个大提篮，腾出一、两个手指头拉孩子。孩子身上至少背一个书包，大一点的还要提一个塑料袋装着车上吃的午饭。有怀抱小孩子的，女主人就不提篮子了，两只手需要腾出来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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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早八点出发。我们的居住地离火车站还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最初几年学校没有那麽多大轿车，这段车程都坐大卡车。口外的寒冬一点也不比渥太华逊色，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的冬天坐在敞篷的卡车里两、三个小时，那个滋味尝过一次决不会想第二次。路上要翻一座十八盘的大山梁，就是拍摄电影《青松岭》的地方，满满的一车人行驶在之字形的盘山公路上，不要说想，只要往外看一眼胆儿小的就吓掉魂儿。一边是大山，一边是几十公尺深的悬崖，车行走在宽不过几米的山间公路上，从车上看就觉得自己坐的车一个轮子在公路上，另一个轮子是悬空行驶，随时有翻下去的危险。再加上冬天路上的冰雪，开得快一点儿一踩刹车整个车辆就左右转，不是撞崖就是掉沟；开得慢点儿几十度的坡道上就往下滑。那时，寒冷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也没有心思考虑危险，唯一的心理支撑就是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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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到达火车站的时候，从汽车上下来需要很长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快冻僵了。年轻的先下去，跺跺脚，把男士接下来。男士下来后，跺跺脚，再把孩子、妻子、东西一样样接下来，在地上活动一会儿陆续进到候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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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大都是下午一点的，人们在火车站还要等两个小时左右。女人们看着东西，照顾着孩子，慢慢温暖冻僵的身子。男人们不知暖和过来没有，一转眼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又多了许多山货，黑枣、柿子、柿饼等等。男人回来得寻找把新采购的山货装进去的地方，女人就唠唠叨叨数落着，说男人哪是回家过年，活脱一只驮东西的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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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终于到点出发了，慢慢腾腾的爬行过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到站了。出站时，收票的站员看不到出站乘客的脸，必须用手拨开行包才能对话。走出出站口，附近的行人像看西洋景一样看着这个不一样的人流。一个个满身的尘土，一张张脏兮兮的花花脸，身上一堆堆的包包杂物。孩子大人还高高兴兴，说说道道，指指划划……有调皮的人给我们回家过年的队伍作了一段顺口溜，“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逃难的，上前一打听，原来是三线的。”形象、生动、幽默，高！实在是高！每每想起这段顺口溜，我眼前都可以再现我们回家过年出站的画面。和回家过年一样，这个顺口溜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成就了我晚年回忆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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